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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日，河南周口市第六人民医院57岁的邵医生从医院楼顶一跃而下，不治身亡。邵医生的丈夫张先生表示，妻子因三起医疗纠纷，承受了7个月的网暴。
当医闹从线下蔓延到线上，从纠纷升级为网络暴力，轻生的邵医生也曾通过报警等方式努力自救，但执法惰性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据媒体报道，三起医疗纠纷其中一起发生在今年5月，一名22岁的产妇突发羊水栓塞，邵医生在家属签署同意书后实施子宫切除术，成功保住母婴生命。之后，产妇的公公却说他为娶媳妇花费50多万元，现在生下女孩，子宫又被切除，认为家里“绝后了”，要医院和医生赔偿100万元。
起诉败诉后，家属开始在网上自称是医疗受害者，造谣邵医生误诊和违规操作，是“谋财害命刽子手”。很快，他们在网上和另两起医疗纠纷的家属结识。一起是一名产妇即使身体条件不允许，也执意顺产不要剖腹产，导致流产；一起是产妇生产顺利，孩子出生两年后被确诊脑瘫，家属认为是邵医生的责任。三家人通力合作之下，谣言形成网络传播矩阵：羊水栓塞抢救被歪曲为“误诊切子宫”，家属签署的《手术同意书》在剪辑中消失；高危孕妇拒剖导致的胎儿死亡，被包装成“医生故意杀人”，甚至编造“害死78人”的骇人谣言……这些内容通过算法推荐持续发酵，涉事账号累计发布数百条视频，被大量评论点赞。
因为被网暴，邵医生曾两次报案。第一次是7月30日，但警方并没有立案，双方还闹得很不愉快。第二天，邵医生在同事家人的陪同下二次报案，这次虽然立案，但警方也没说怎么办，也没有联系下架视频。第三天，邵医生留下遗书后自杀。
值得注意的是，第二次报警时，邵医生的丈夫张先生曾提醒警察：“不要不当回事，因为网暴想不开自杀的案例有很多”。谁知一语成谶。事发后，派出所总算积极起来——到现场拿走了邵医生的手机，将她的告别视频和网暴者账号内的全部视频下架。当地公安、卫健委和医院召开会议，公安局成立了三个专班展开调查。但生命已经逝去，悲剧已无可挽回。
邵医生是周口六院的妇产科主任，从医20多年，接生新生儿超过3万名。就在轻生当天，邵医生还坚持做完了6台手术。在相关新闻的评论区，很多都是曾被她接生的网友对她的怀念。有人指出，第一起医疗纠纷中的突发羊水栓塞，死亡率高达80%，被称作“产科死神”。能在这种情况把产妇和婴儿从鬼门关拉回来的医生，实在是不容易。但她把产妇从死亡的边缘抢救回来，却被产妇的家人网暴致死，不得不说是人间悲剧。
必须指出的是，传统医闹虽然也针对医生，但往往发生于医疗机构之中，影响的是整个医疗秩序，会得到医院重视和各方谴责。但当医闹上升为网络医闹、网络暴力之后，就与线下有着明显不同，被网曝者很容易陷入孤军奋战，独自面对巨大的无力感。“我觉得她是太绝望了，没人能帮她。”丈夫张先生的这句痛诉，不仅是邵医生的困境，也是很多被网暴者共同的困境。
这起事件值得深思之处也正在于此。我国针对打击网络暴力并非没有法律支撑，相关法条涉及民事、行政、刑事等多个领域。比如《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明确，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也明确，利用信息网络诽谤他人，“同一诽谤信息实际被点击、浏览次数达到5000次以上，或者被转发次数达到500次以上的”“造成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精神失常、自残、自杀等严重后果的”等均应当被认定为刑法规定中的“情节严重”；2024年8月1日实施的《网络暴力信息治理规定》，更是明确要求对组织煽动网络暴力者从重处罚。
但在实操中，真正因为网络暴力受到处罚的并不多。究其原因，网络暴力在不少执法者的理解中，与纠纷事件的界限较为模糊，而且取证较为繁琐，执法成本较高，很容易被一拖再拖。比如这起事件中，家属以医疗事故为由持续发布不实内容，把网曝掩盖在纠纷之下，仅靠平台较难判断和治理，这个时候，必需要专业的执法机构站出来，通过调查一锤定音。但现实是，警方应对并不积极，这种执法惰性导致的程序空转，让加害者更加肆无忌惮，也令邵医生陷入绝望、走上绝路。
一位优秀的医生用生命叩问了社会治理的良知底线，执法和司法部门如何应对具有示范意义。一旦应对不当，很可能成为反向指引，造成更多医闹升级为网络医闹和网络暴力。除了个案的公正处置，公安部门也应及时出台更加细致可操作的《网络暴力警情处置规范》，比如将“持续三个月以上的恶意攻击”等情形纳入必须立案范畴，杜绝“踢皮球”式执法。
在严惩挥动键盘的刽子手的同时，也要问责那些手握执法权责却袖手旁观者。正如一位网友所言：“如果连救人的医生都无法被拯救，我们还能期待谁来守护这个社会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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